“只有一次，音樂拯救了世界，那就是伍德斯托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園之門》評論道。半個世紀之后，人們始終對60年代中晚期的那場搖滾盛事念念不忘，它所倡導的“和平、反戰、平等、博愛”，是被戰后思潮所侵蝕的社會中青年人重拾信心與熱情的方式，也讓“伍德斯托克”成為一代人的精神符號。
今年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50周年，被稱作中國的“伍德斯托克”的迷笛音樂節，也在今年將主題定為“致敬伍德斯托克”。五一假期結束后，距離這場搖滾狂歡的結束已過去兩天，小A卻還深陷在“迷笛后遺癥”中不能自拔。
迷笛后遺癥是搖滾樂迷們再尋常不過的“一年一癥”。2000年4月30日，首屆迷笛音樂節在迷笛學校大禮堂舉辦，30支樂隊參加，為期兩日，每日近千人。2019年五一三日假期，太湖迷笛營容納了國內外的上萬樂迷。
Betraying The Martyrs、薩滿、郁、肆伍、貳伍吸煙所……唐舞臺、戰國舞臺、清舞臺、孩迷舞臺匯聚了死核、凱爾特、維京、工業、黑金屬、英倫搖滾、器樂搖滾、嘻哈等多種類型的樂隊。除了難得聚集到一起的搖滾與重型樂隊之外，你會在這里見到聚集自四海八方的深度搖滾樂迷。
這里有梳著高高的莫西干頭的朋克青年，有穿著花花綠綠古著、打著眉釘唇釘的好看男女，有精心涂抹了尸臉妝容的黑金青年，也有梳著雙馬尾的搖滾大漢，這里沒有動亂沒有暴躁，人們用pogo和摔跤大賽宣泄情緒，在這里，你很輕易能看到文文靜靜的女孩子在金屬戰士堆里和大漢們對揮王八拳，音樂停下來再嬌羞地依偎到后排的男朋友懷里。
在這里你甚至能親眼見證普通音樂節上的“反派角色”——保安小哥的激動的跳次水。任何行為都不會引來怪異的目光。
“如果非要形容的話，這里是一個很像烏托邦的地方，盡管這個說法真的被叫爛了。”正如小A所說，迷笛音樂節像是鏈接現實社會與精神世界的紐帶，是一個讓樂迷們在真實與理想主義間游走的平行世界，它讓這群人認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讓他們撇下了世俗解開了束縛。
小A是來自北京某大學的學生，在從北京到蘇州站長達12個小時的夜車臥鋪間里，小A遇到了同樣趕赴太湖迷笛的樂迷們，大家一拍即合，分享食物、啤酒和威士忌，一起放重型音樂聊天，直到黑夜與白晝交替，才帶著興奮和醉意昏睡過去。
生活中有很多個具像化的時刻，而一場搖滾音樂節是少有的脫離實際的快樂。
這里有沒有隔閡沒有惡意的搖滾精神，和一點點反叛主義的浪漫。木馬在舞臺上講到，“一定要行為端正”。薩滿主唱王利夫在舞臺上說，“搖滾不只有憤怒和熱血，還有愛與和平。”
這里可以看到年輕人們圍在營區外的江邊放煙火，爆炸的煙火像流星一樣墜落下來，和你近在咫尺。這里在舞臺下方的草地上扛著旗幟裸奔，搖滾樂和酒精點燃了年輕的人們；在這里不需要保持理智，但理智遍布在各個角落。
迷笛，一個很像烏托邦的地方
舞臺之外，露營區文化賦予了迷笛更加神秘與迷人的張力。
凌晨五點半，小B放下手上的最后一罐啤酒，從防潮墊起身，頭頂是霧霾藍色的天空，周邊小伙伴沒來得及卸去的眼妝暈開在眼角，大家起身拍拍屁股，跌跌撞撞著去了趟衛生間。來到露營區的主路上，一波一波的人們還在舉著旗子放聲歌唱，熱鬧在這里，每分每刻都不曾冷卻。另一些醉倒在夜里的人癱倒在角落，背上掛著來自于陌生人的毛毯。
對于大部分來到這里的年輕人來說，徹夜搖滾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本能。而迷笛營的搖滾是沒有夜晚的，人們無比珍惜這個一年一度的狂歡時刻。
結束了白天的搖滾狂歡，小B跟著大部隊從舞臺區回到露營區。通常是先去“迷笛營固定歌曲區域”圍坐一會兒，和伙伴一起唱會兒李先生的大合唱，除此之外，《一萬次悲傷》、《羅馬表》、《茶底世界》都是固定曲目，抱著吉他的少年不斷更換，擊打著印第安鼓的鼓手樂此不疲。這邊唱過癮了，小B再到下個放著蒸汽波的區域蹦一會，結束后再去通宵營業的美食區點幾十串雞肉串，隔壁出售雞尾酒的小姐姐笑著告訴小B，自己的帳篷就扎在對面。
不知不覺就到了凌晨兩三點，遇見的陌生人們開始舉起手中的啤酒碰杯，或擁抱或敬禮，再醉一些，大家就一同穿越到了去年的深圳迷笛跨年夜，心照不宣的互道“新年快樂”。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迷笛早就不是一個音樂節品牌了，它成為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讓我仍對生活抱有沖動與期待，或許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形同異類，但在這里我們體驗著極端幸福。就像現在這樣，和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在帳篷堆里唱歌跳舞彈琴聊天，在舞池里我們開火車排甩pogo跳水，手拉著手，肩搭著肩。”小B仰頭喝下一口紙杯里的野格，看了眼里面落入的幾只小飛蟲，“在這里的很多個瞬間，我都愿意去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
迷笛對于中國年輕人的意義無須多言。誕生于千禧年校園的迷笛音樂節開啟了中國的音樂節時代，而在商業層面上，直到2006年前后，它才實現收支平衡。
年輕人的聚會、年輕的生意
狹小的音樂學校禮堂、簡陋的設備、入迷的年輕人們……中國搖滾紀錄片《后革命時代》中呈現了迷笛音樂節早期的場景，彼時的它條件并不好，沒有如今寬闊的場地、松軟的草坪和上等的硬件設備，但去往那里的人依舊能與音樂相遇。
自2002年遷至戶外后，迷笛音樂節開始吸引到了更多人的目光，除了專業的搖滾樂迷外，還有資本。2004年之后，迷笛不再免費，票價開始上調，從10元到50元，外加入駐商戶的攤位費、贊助費等，經過幾年的商業化嘗試，2006年的迷笛終于實現了收支平衡，樂隊的出場費也開始規范化。音樂與精神仍在，體面與尊重也有了。
如今的迷笛音樂節單日票260+，三日通票450\660+。可事實上，票務早已不再是音樂節的主要收入來源。隨著場地租金、藝人演出、舞臺聲電光、安保人力等音樂節制作費用的不斷攀升，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者，音樂節在穩定票價的基礎上，需要來自于廣告商的贊助。
音樂節仿佛是天然的商業植入入口，放眼今年的迷笛現場，酒水品牌包括樂堡啤酒、野格、Monster Energy；咖啡品牌如麻雀咖啡、有態度咖啡；電子煙品牌如雪加工廠等企業攤位按點分布。同時還有，冠名露營區的攜程旅行、樂家迪水上運動、環保NGO組織GoalBlue為藍等各類公司與企業的露出。
此外，類似于電影，音樂節也有一些衍生產品及收入，如主題休閑娛樂區、樂隊周邊集中售賣區，以及迷笛出品的音樂節系列、樂隊聯名系列、設計師聯名系列及搖滾廠牌系列的T恤、帽子、包等衍生品。但商家贊助也并未一味的涌入，迷笛校長張帆曾說過，凡是和青年文化、街頭文化不符合的牌子，迷笛都會拒絕。
從校園“走出去”的迷笛音樂節，因早期的免費政策以及關于社會和青年文化的主題設定，“烏托邦”氣息非常濃厚，被譽為中國的“伍德斯托克”。每逢一年迷笛季，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青年們便朝向這個烏托邦聚攏，在匯聚的過程中，亦催生出了作為一個音樂節所不可缺失的“民間產業鏈”。
基于群體性和趨同性特質，在前往音樂節的路途中抑或是音樂節現場，開始出現結伴而行的組織，“京燥”就是其中之一。這個2015年成立的組織，起初只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樂迷自發而成的小隊伍，隨著同行人的增加，規模慢慢擴大，如今的京燥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他們通過演出、大巴車、聚會等各種方式加深彼此的感情。
每逢迷笛等音樂節，組織便會提前發布發車時間、地點、車票等相關信息，除了將樂迷聚集起來外，京燥還要負責大部隊在音樂節期間的方方面面，如組織成員在露營中遇到的問題、提供水源、調動氣氛、帶新人盡快融入音樂節、每天大巴接送去鎮上洗浴與就餐……
類似于京燥這樣的民間組織，全國大概有幾十個，野團、山躁、中原制躁、蒙搖、硬骨頭、Intro Group、燥物主等都是圈子里耳熟能詳的組織，這些樂迷組織分布在北京、山東、河南、內蒙、武漢等全國各地。
發起人、組織者乃至成員，年齡跨度從18到30歲不等，20到26歲占比較多。包括前往迷笛音樂節的其他樂迷和消費者在內，有學生、有社會新人，亦有老樂迷，音樂是他們共同的信仰。但有時候，信仰并不能解決一切現實問題。
隨著加入者的越來越多，組織管理、人員控制、利潤分配等問題都成了擺在這些民間組織面前的一道坎兒，野團的解散便是信仰光環下的一道陰影。
這個成立于2015年3月6日，消散于2018年11月7日的樂迷組織，在三年多的時間里吸引了全國各地無數樂迷的加入，也發展了諸多微信群、QQ群，運營著自己的公眾號，游走于國內各音樂節與livehouse演出中，可隨著組織越來越規模化、商業化，成人世界和現實生活該出現的問題與矛盾，它也未能幸免。如今，音樂節再也沒有屬于它的旗幟。
野團的問題并非是個例，是任何一個民間組織總會遭遇的困境。京燥也不例外，走過四個年頭的京燥規模已然相當可觀，可總有些變化在發生。
“還是以前好。”京燥的小分組隊長野花這兩年開始懷念起了組織最開始的樣子，那時候人不多，每個人的名字都可以被叫出來，大家是一起喝過酒、熬過夜、跳水又pogo的交情，“這兩年不行了，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其實只是為了搭車，并不想融入我們。”人員的增多，雖然一定程度上為組織帶來了可觀的收益，但野花很清楚，“錢多了有時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是一分錢都沒拿的。”野花喝了口啤酒，不知是憶起了往事還是沉醉于當下的微醺，“大家都是音樂的孩子，能為他們做一些事我覺得很快樂，這就夠了不是嗎？”
獎項、教育、文旅，什么是音樂節的商業化推力？
音樂節的衍生產業尚且需要維護“坪效與面包”的守恒，我們不妨將目光拉遠，聚焦到整個中國的音樂節產業。
近年來，音樂節的凈利潤偏低，一些商業氣息淡薄的音樂節不賺錢甚至賠錢的現象時有發生，音樂節收入來源單一、單場擴容空間小、相關部門的影響之下，管理難度大都是中國舉辦音樂節的主要困局。
《2016音樂產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15年全年中國音樂產業產值規模超過3000億，其中音樂節產業占比略超千分之一，產值僅為3.39億。彼時，中國音樂節產業在音樂價值產業鏈當中占比很小。而在2018年，根據《2018中國音樂產業發展報告》， 2017年中國音樂產業總規模達3470.94億元。
短短兩年，這個數字產生了巨變。在這背后，近些年來，大小音樂節的商業化推動力都有什么？
一方面，在國家、省市一系列產業政策規范、引導、扶持下，音樂節的原創活力進一步提升，并正在推動產業鏈向多元領域延展、升級和融合。根據《2018中國現場音樂產業報告》數據顯示：音樂節方面，2017年全國舉辦音樂節222臺，保持著同比增長近10%的增速，其中綜合類音樂節占到147臺，占比66.2%。2017年音樂節票房達到5.80億元，同比增長20%。
2015年左右，在商業化體系逐漸成熟的草莓音樂節帶動下，一批又一批音樂節開始涌現出來，遍地開花的音樂節市場也打開了行業的“潘多拉盒子”。音樂人就那么多，音樂節的內容同質化，以及不夠成熟的運作體系都讓部分音樂節喪失了競爭優勢，隨著成本的增長，一些音樂節迅速經歷了從遍地開花到偃旗息鼓的生命全過程。
另一方面是音樂節的“內生產力”——專業獎項的推動。今年迷笛音樂節的戰國舞臺也是“金屬戰火”的中國區決戰舞臺，最終利維坦獲得金屬戰火中國區冠軍，將代表中國征戰2019年的Wacken Open Air。
此前因為國內音樂行業尚未成立一個嚴格專業化的獎項，唱工委主任委員、阿里音樂董事長宋柯指出，“中國的音樂產業需要一個不受商業影響、不受人氣藝人左右的音樂獎，”并成立了唱工委音樂獎項。的確，想要維護音樂節乃至音樂行業的內生產力，一定需要一個非商業化的正統獎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是音樂教育。有數據顯示，2017年，社會音樂考級培訓、藝術高考音樂培訓的總產值為792億元，同比增長4.6%。其中，音樂類藝考報名人數約為12.8萬人，藝考音樂培訓產值64億元，同比增長12.3%；音樂考級報名人數達140萬人，考級培訓總值約為728億元。
跨界資本持續涌入、音樂藝術培訓品牌連鎖經營成為普遍現象。而脫身于搖滾樂的音樂教育也成為了最核心的文化帶動力。
眾所周知，1993年張帆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所現代音樂學校——迷笛學校，也是中國地下搖滾的發源地，通過音樂、運動、人文來促進中外青年文化交流。
老牌Live bar school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學校“萊思酷”，邀請一眾音樂人做老師，幫助愛音樂的孩子們學音樂、做樂隊、錄歌、提供一個孵化音樂人的搖籃，讓“學校”真正成為了“學校”。毋庸置疑，音樂教育也是音樂節發展的內推動力。
而其對旅游產業的帶動也是很重要的趨勢。對于當地政府和其事業單位、風景區來說，音樂節的熱鬧也能帶動當地的附加產業鏈，如旅游業，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打造出獨特的文化名片。
除了迷笛、天漠等音樂節的場地度假村特色之外，一些音樂節目的錄制也開始尊崇尋找合作基地，提前布局、將音樂人、產業品牌等資源引入，建立特色音樂小鎮的模式，創建高品質音樂輸出和音樂旅游的一體化平臺。這也是一種深得當地政府扶持又能夠使音樂節得到良好運作的健康合作方式。
2019年迷笛音樂節的最后一個晚上，第一次站到迷笛舞臺的樸樹，斷斷續續說了十幾次“謝謝你們”，羞澀又喜悅的像個孩子，他在演出時間結束后執著的又清唱了首《送別》。“真善美沒有真，就什么都沒了，要和外部世界保持和諧，謝謝你們，好好的活著，按自己的方式。”小C緊緊握著朋友的手，默默流淚的他們都明白他在說什么。
迷笛演出執行副總劉歡是最后站在舞臺上講話的人，大家喊了他很多年“匹諾曹”，小C目不轉睛的聽完了這段話，他說，“每個人都有老去的一天，總有一天你不能再跳水、pogo、mosh，但你要有一顆柔軟的心，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塊石頭。你要可以哭，可以笑，你要聽到音樂的時候，柔軟下來的時候，你要是真的自己。”舞臺上持續播放著持續了三日的海鷗樂隊的《不再孤單》，小C情不自禁跟著唱了出來：
“你是否還堅定信心的走向遠方，你依然期待明天的答案。”
【來源：娛樂獨角獸 作者：袁佳琦、翟笑千 】
